美国野心遇挫：能源转型为什么那么难？

　　作为美国大本营的加州，一向是清洁能源发展的先锋。2018年9月，加州签署名为《加利福尼亚州可再生能源组合标准方案：温室气体减排》的法案，野心昭然：2026年可再生能源供电占全州供电的50%；2030年之前该比例提高到60%；到2045年年底，要实现全行业的100%可再生能源和零碳能源供电。

　　8月14日，200万加州人陷入长达4小时的停电黑暗之中。加州重启20年前的应对手段——分区轮流停电。这一停电浪潮，随着加州的高温热潮，在此后的一周一波波上演。为此，加州电网运营商不得不发布紧急警戒，号召居民每天下午3点到10点进入“极度节能”状态。

　　此番轮流停电，让在能源转型大跨步的加州，不得不面对一个最基本的事实：电力短缺。关于停电的原因，很多专家已经给出答案：极端高温天气、负荷需求攀升、高比例新能源装机、光伏及风机夜间出力不稳定、疫情居家等多重因素叠加，造成了这一看似偶然之必然。

　　特朗普对加州能源转型政策“failed policies”的指责，并不认同。尽管加州州长纽森公开承认“这次的停电事件非常突然，没有给我们居民任何准备时间，这是不能被接受的。”加利福尼亚独立系统运营商（CAISO）的CEO 斯蒂芬·贝贝里奇（Stephen Berberich）表示，他并不认为可再生能源是停电的罪魁祸首，关键问题在于，加州没有实现正确的能源组合。

　　据《华盛顿观察家报》报道，包括美国风能协会加州分会主任丹尼尔·米尔斯·奥斯本（Danielle Mills Osborn）在内的众多专家极力为加州的清洁能源政策辩护，认为新能源不应该为这次加州轮流停电背锅，并且提出需要加快部署各种储能、需求响应机制、微电网项目以提高电网的弹性。

　　8月20日落幕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拜登将气候变化列为美国面临的四大危机之一，其他三个为传染病、经济危机和种族正义。

　　此前，拜登就推出了比加州更为“进取”的能源转型政策：投资2万亿美元，在2035年之前实现100%清洁能源供电。

　　自2017年开始，中国在青海省连续4年实现了全省全清洁能源供电的实践（分别为7、9、15、31天）。但这只是短时间的“绿电试验”，并且在最近的一次绿电实践期间，青海电网的最高负荷仅为884万千瓦。

　　而CAISO官网的数据显示，8月14日加州最大负荷为4600万千瓦。如果考虑到2019年加州的GDP总量约3.14万亿美元，占美国经济总量的14.65%，超过了英法等国家，被一些媒体称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在加州实现全清洁能源供电，太阳能网，相当于在中国东部经济发达的省份实现全天候全清洁能源供电，难度可想而知。

　　即使青海新能源天赋异禀，清洁能源装机规模已达到88%，全省负荷需求较低，水光风等互补能力强，但在绿电实践中，青海还是保留了部分火电出力，既能通过大电网送出以保证全清洁供电，又能在必要时备用支撑。这种合理的能源组合，也让青海今年在三江源地区游刃有余地完成“绿电百日”实践，刷新世界纪录。很多专家指出大电网是青海绿电实践的底气。

　　2012年，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关闭了San Onofre核电站，一举减少了2200兆瓦的电力供应。2016年，太平洋天然气与电气公司宣布不再为Diablo Canyon核电厂申请续签许可证。计划至2025年，这座加州最后一座核电站电厂将同样面临关停的命运。

　　很多专家都认可，升级大电网对能源转型意义重大。但在美国，这样的努力却受到了阻挠。今年8月，《大西洋月刊》一篇题为《How a Plan to Save the Power System Disappeared》的报道，全盘还原了两名研究大电网升级的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NREL）的工程师被政治干预研究的过程：

　　2018年8月14日，30岁的NREL工程师约书亚·诺瓦切克（Joshua Novacheck）在一次学术演讲中介绍他刚起步的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研究——加强美国东部和西部电网之间的连接，将加速风能和太阳能的增长，极大减少美国对煤炭的依赖（即著名的Seams项目）。

　　演讲尚未结束，听众席上时任美国能源部电力办公室副助理部长的凯瑟琳·杰里扎（Catherine Jereza）就向能源部总部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并引发了一场内部风暴。负责这项研究的两名工程师被NREL停职；为了保护煤炭产业，政府禁止展示此项研究成果，也禁止在NREL之外讨论研究。这项价值160万美元的研究“消失”了。

　　美国的政治已经干预到大电网升级的科学研究当中。这一点在疫情期间美国科学家的意见被“选择性忽略”中，能够窥得一斑。

　　这次加州的电力危机当中，电力现货市场的批发价格一度飙升至1美元1度电。有专家担心这会带来民众抗拒能源转型情绪的反弹。用能成本导致的民粹主义在欧洲已有先例，2018年，法国征收燃油税引发了声势浩大且持久“黄背心”运动。

　　实际上，在电力市场较为成熟的一些国家，能源转型初期都会伴随着公众用能成本的大幅度上涨。以先行者德国为例，可再生能源附加费的不断上涨，使得居民平均电价从2000年的13.64欧分/千瓦时上涨到2018年的29.42欧分/千瓦时。

　　价格之外，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输送、消费等过程中，也有一些人对风机噪音污染、光污染、生物多样性等问题的提出异议：谁承担转型成本？谁在转型中受益？上世纪80年代著名的“Not in my backyard”运动，就是针对风电选址的“公平性”之争。

　　加州遇挫之后，电网运营商表示，太阳能电池板，问题不在于该州有太多的可再生能源，而是它没有足够的资源。CAISO首席执行官Steve Berberich呼吁加大可再生能源和能源存储的建设力度，并将过剩的可再生能源用来给电池充电，当电力供应紧张时可以使用。

　　还不够，还要更多。这样的思路是通过增加冗余、甚至是巨大的冗余来实现一个系统整体的可靠，成本必然非常高昂。

　　中国能源禀赋的显著特点就是，资源中心与负荷中心距离远，资源分布不均衡，且人口众多，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较低。给14亿人民通过“冗余”来实现能源转型，考虑到能源资源、占地空间、用能成本等问题，这一方案并不靠谱。

　　以优化资源配置推动能源转型，国家电网已经做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措施。比如特高压工程建设，通过不断升级大电网，走具有中国特色国际领先的能源互联网之路。目前，太阳能光伏网，国家电网是全球接入清洁能源规模最大的电网。

　　大电网既能够通过空间维度的资源配置，实现跨区域的能源输送，如复奉、锦苏、吉泉等特高压直流工程有效缓解了中东部地区的负荷压力；也能在负荷中心与资源中心打个“时间差”，当我国中东部地区已经进入晚间负荷高峰时期，新疆的太阳能还在源源不断地发电上网。这种时空双重的资源配置力，正是“大有大的好处”。

　　强大的资源配置能力，也体现在大电网能够灵活调节负荷。如江苏、山东电网进行的需求侧响应、源网荷储协同的探索。另外，大电网也能够提供跨区域的支援备用，这次加州就遇到周边地区在普遍高温下难以支援电力供应，而在中国，电网“千里送清凉”再常见不过。

　　能源转型，呼唤强劲的资源配置能力，亟待灵活的调节能力，太阳能网，也需要让科学家的声音能被听见。独木难以成林，单条腿走路很难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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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统计了9月至今日发布的共计2.85GW光伏电站EPC以及1.9GW组件开标信息。其中，EPC项目业主单位以国企/央企为主，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在竞价及平价项目中，国有企业已经成为绝对的主力。具体来说，中广核603MW、广州发展410MW、中节能345MW、晋能集团220MW，中民投200MW、湖北能源集团190MW、华能180M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