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伏沉浮录：首富们的崛起

　　1月26日，这位汉能创始人一如过往。他站在巨大的屏幕前，向外界抛出一个既玄奥又写实的全新概念——“天地同力，万物发电”。

　　自去年7月17日宣布从美国纳斯达克退市后，晶澳太阳能很快找到借壳对象，在光伏中概股回A大潮中，屹立潮头。

　　李河君饰梦十天后，施正荣公开拜年。自六年前被赶下尚德董事长宝座后，他曾暴瘦15斤，之后独居澳洲数月，过上“买菜、做饭、洗衣服”的常人生活。

　　此次以上迈新能源董事长的身份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这位自称是技术型企业家的“光伏教父”或许正在努力重拾旧日辉煌。

　　2016年7月退休后，这位曾用0．69元低价搅动整个光伏行业的“价格杀手”隐退在英利总部厂区深处的一栋小楼里，开启退休生活。

　　去年8月，他因大量债务未清偿而被批捕，只能远遁美国。2012年淡出一手创办的赛维LDK后，他的事业再难有起色。

　　他曾在微博上自励：“有时候离开，并不意味着结束。”但对这位长着一张娃娃脸的落魄富豪而言，这一次离开，或许真的意味着结束。

　　最风光者当属朱共山。凭借精准的行业判断，娴熟的资本运作，这位“民营电王”坐拥三家上市公司，在不久的将来，即将迎来第四家。

　　不论是中国首富，还是地方首富，他们的沉浮折射出这个时代的激荡本色。六位首富本无交集，却因光伏聚首，并由此上演一出出精彩故事。

　　在这六位首富中，除了施正荣系科班出身，师从“太阳能之父”马丁·格林，其他五位的学历背景并不光鲜。

　　新中国成立三年后，靳保芳出生在河北宁晋县一个农民家庭。现年67岁的邢台首富是其中最年长、最低调的富豪。他所执掌的晶龙集团，也最为稳健。

　　这或许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由于家贫，在年仅18岁时，靳保芳曾在当地一家服务公司工作，当过服务员、厨师。凡是他人不愿干的活，他都愿意干。

　　“我曾经一天蒸过2250个馒头，当时没有机器全凭两只手，也曾烙过450斤面的大饼。”靳保芳说。

　　当靳保芳在家乡蒸馒头烙饼时，抗美援越已接近尾声。年轻四岁的苗连生曾到过越南前线岁参军，有长达十几年的军旅生涯。

　　1979年，当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时，已是对越自卫反击战。两年后，这位曾立志当将军的老兵从部队转业。

　　从1978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这股浪潮造就王石、柳传志、鲁冠球等人。他们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镌刻上自己名字，“84派”成为中国最早一批企业家。

　　苗连生从部队转业的这一年，23岁的朱共山从南京电力专科学校（现南京工程学院）毕业，他主修的是电气自动化。

　　毕业后，和当时大多数大学生一样，朱共山进入体制内工作。待到下海经商前，他已是江苏盐城轻工局自动化成套设备厂厂长。

　　施正荣比朱共山晚两年毕业。从长春理工大学（原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光学仪器专业毕业后，他并未急于投入职场，而是选择继续深造。

　　他出生于1963年，家乡位于江苏扬中一个名叫“太平”的小村庄，但由于刚刚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太平村变得并不太平。

　　这年2月10日，一位陈姓农妇生了一对双胞胎。同时，邻舍施家因生了个死胎，全家笼罩在一片愁云之中。

　　由于陈家已有一儿一女，无力再抚养两个小孩，于是决定将双胞胎中的弟弟，过继给施家，取名施正荣。

　　施正荣于1986年考取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并在两年后留学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师从马丁·格林。

　　当施正荣在南半球开始努力钻研薄膜太阳能发电技术时，日后一手缔造薄膜帝国的李河君刚从北京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

　　据他本人所述，他毕业后从大学老师手中借了5万元，通过在中关村卖电子产品、玩具等，很快和合作伙伴积累了数千万元的资本。

　　朱共山决定下海的那年，年仅15岁的彭小峰中考考取全县第一名，原本有望进入当地重点高中继续深造。但由于家境贫寒，他不得不选读中专，进入江西外贸职业学院学习。

　　不过，命运很快为彭小峰打开另一扇窗。在校期间，他学习刻苦，掌握了流利的英语，同时自学日语和德语。

　　尽管改革开放已进行十年有余，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旧经济体制下不同利益的冲突日益加剧，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实践面临困境，理论上也遭遇诸多难题。

　　由于成功将当地一家濒临破产的农机公司改造成全国农机系统的一面旗帜，这位低调务实的实干家于1992年被调任宁晋县电力局，担任党委书记、局长。

　　但他依然大刀阔斧地进行一系列改革。例如，为改变冗员问题，他掐断人情网，采取人员调整、下岗分流等措施。

　　1992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一颗土炸弹轰出一声巨响，把这位电力局局长家的大门炸了个大窟窿，索性没有人员伤亡。

　　但这个炸弹并没有吓倒靳保芳。三年后，他借鉴海尔经验，推行末位淘汰制，每年对中层干部进行考评。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格局在1990年发生重大转变，中国开始步入贸易顺差的快车道。

　　海关数据显示，1990年，中国货物出口额（以人民币计）2985．8亿元，进口额2574．3亿元，差额为411．5亿元。

　　从中国东部沿海城市源源不断输出的各类外贸产品，使中国成就“世界工厂”之名，并让一大批早期掘金者挣得盘满钵满。

　　彭小峰很快敏锐地找到发财机会。1994年，中国开始实施外汇制度改革，人民币进入升职通道。在上班闲时，他靠着炒外汇，赚取第一桶金。

　　中国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电力需求猛增，但电力供应短缺。为解决缺电难题，小水电投资迎来黄金期。

　　当时，中国实行“以电养电”政策，即小水电企业生产的利润不交所得税，直接用于滚动发展，所发电不仅能够全额上网，还可获得较高电价。

　　此外，国家对于小水电还实行低增值税政策。从1994年1月1日起，中国实行新税制，增值税率为17％，但允许县以下小水电生产单位增值税减按6％计征。

　　此后数年，他又陆续在浙江、广东、宁夏、云南、广西等地收购小水电站，水电装机量也从几万千瓦，迅速扩充到几十万千瓦。

　　从体制内下海后，32岁的朱共山很快在上海创办协鑫集团的前身——上海协成电器成套厂，开始泛舟商海。

　　他也很快注意到电力短缺问题。六年后，他和香港新海康航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新海康航业”）成立合资公司，正式杀入热电领域。

　　新海康航业是保利（香港）投资有限公司（0119．HK）前身，系央企保利集团下属子公司，朱共山成功傍身保利。

　　1996年11月18日，合资公司第一家电厂奠基。此后十年，他疯狂布局20多个电厂，“民营电王”由此养成。

　　此时，远在澳洲的施正荣并不知道，这些日后在光伏领域的竞争对手，正努力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谋求自己的天地。

　　毕业后，施博士留任新南威尔士大学太阳能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1993年，他还成功入籍澳大利亚。

　　施、苗二人都将成为中国光伏行业的标杆。但他们犹如硬币的正反面：一位崇尚国际化，一位坚守本土化。

　　这位每天必看央视《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头版的光伏大佬总能从海量信息中嗅到商机。

　　1993年，他开始涉足太阳能领域。但彼时，“太阳能”是热水器的代名词，他的举动遭到周围人的不解。

　　五年后，苗连生正式成立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并在次年承担国家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多晶硅太阳能电池及应用系统示范项目。这是中国首条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多晶硅太阳能产品示范生产线。

　　由于在任上曾主导投巨资购买电力指标，为消纳电力，1996年，靳保芳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太阳能光伏。

　　当时河北工业大学有个用“中子嬗变掺杂直拉硅”技术生产单晶硅的项目，产品可用于二极管、集成电路和太阳能发电。

　　靳保芳说动开发这项技术的负责人任丙彦，他时任河北工业大学半导体材料研究所副所长。利用任丙彦的技术，宁晋县电力局办起晶隆半导体厂。

　　一年后，电力局拿出晶隆半导体厂一半资产，与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硅片供应商——日本松宫半导体技术株式会社，合资建起宁晋松宫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

　　2002年，中国电力体制改革拉开序幕，原国家电力公司在这场改革中被拆分为两大电网公司、五大发电公司和四大辅业集团。

　　在新南威尔士大学太阳能研究中心工作九年后，施正荣开始对未来感到迷茫，他决定回国创业，以挣脱平静生活的枷锁。

　　2000年，一位拎着小挎包和一台笔记本电脑的37岁中年人带着技术和4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在中国内地转了七八个城市。

　　这位常年在海外生活和工作的海归博士或许不太了解，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内敛性格面前，这样的豪言常被嗤之为“说大话”。

　　在当地政府主导下，由无锡小天鹅集团、山禾制药、无锡高新技术风险投资有限公司等8家企业共同融资600万美元，作为大股东。

　　而施正荣则以40万美元现金和价值160万美元的技术参股，共占25％股份，日后轰动全球光伏产业的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这年年底，中国正式加入WTO，多数产业从此面临全新的竞争格局。外资纷纷涌入，“狼来了”的哀嚎声甚嚣尘上。

　　此间，朱共山正醉心于建起一座座热电厂；李河君起诉发改委，最终拿下总装机量为300万千瓦的金安桥水电站；彭小峰抓住反光背心商机，将苏州柳新实业打造成亚洲最大安全防护用品制造企业。

　　2000年，当施正荣决定回国创业时，《京都议定书》正在全球范围内掀起对可再生能源的关注热潮。

　　这一条约在包括欧盟及其成员国等在内的183个国家获得通过。2000年颁布《可再生能源法》的德国，即是其中的先行者。

　　这年，德国重新修订的《可再生能源法》规定，根据不同的太阳能发电形式，政府给予为期20年、每千万时0．45－0．62欧元补贴，德国私人太阳能投资得以迅猛发展。

　　德国之后，西班牙等光照条件好的国家相继颁布鼓励政策，欧洲光伏市场因此被点燃。受此影响，中国光伏制造业开始登上舞台。

　　在欧洲市场的刺激下，尚德在经历短暂震荡后，迅速崛起。仅2004年，尚德的产值翻了十倍，利润接近2000万美元。

　　次年，尚德在无锡市委书记的帮助下完成私有化，原先占尚德股份75％的国有股获益十几倍后，相继退出。

　　12月，尚德电力成为中国大陆首家登陆纽交所的民营企业，施正荣也以23亿美元的身家，荣登中国新首富。

　　当德国修订《可再生能源法》的消息传来，远在保定的苗连生立即作出大胆抉择，投资4亿元启动二期工程。

　　次年，在经历过一番股权风波后，英利绿色能源也登陆美国纽交所。在2007年的胡润百富榜中，51岁的苗连生因英利的上市，跃居河北首富。

　　2005年，他力邀中电光伏创始人之一的杨怀进加入。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拓荒者亦是尚德的创始人之一，他比施正荣更早回国试水创业。

　　在杨怀进的力促下，晶龙集团与澳大利亚光电科技工程公司、澳大利亚太阳能发展有限公司三方合资，成立晶澳太阳能。

　　在英利上市时的五个月前，晶澳太阳能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成为河北第一家在美上市的公司，靳保芳也因此成为邢台首富。

　　晶澳成立的这年，已经在热电领域成长为中国第一人的朱共山偶然接下一个被原股东方抛弃的多晶硅项目，从此进军光伏产业的上游原料领域。

　　2006年，江苏中能硅业成立，朱共山为实际控制人。当年6月，该公司第一条产能为1500吨多晶硅生产线月正式投产。

　　三年之后，当保利协鑫以263．5亿港元收购江苏中能100％股权时，朱共山家族因此跻身当年的胡润能源富豪榜首富。

　　由于柳新实业在江西新余市有工业园，彭小峰因此与时任市委书记汪德和相识，后者开出一系列政策优惠条件，赛维LDK由此成立。

　　2007年6月，这家曾经新余最大的民企成功在纽交所上市，成为当时中国公司在美国单一发行量最大的IPO，彭小峰也由此跻身中国新能源首富。

　　短短两年间，除了尚德、英利、晶澳，还有浙江昱辉，江苏阿特斯，常州天合光能，江苏林洋等中国光伏公司陆续登陆海外资本市场。

　　此时，李河君带着上万人正在2500米海拔的云贵高原上，一锹土一锹土地挖建金安桥水电站，直到2012年。

　　当施正荣、苗连生等首富在光伏行业内搅弄风云时，李河君甚至当着他们的面，嘲笑这些已经登上资本舞台的晶硅光伏公司。

　　2006年，李河君开始考察光伏产业，并最终决定转向投资薄膜光伏。不过，在光伏行业，汉能历来不屑与其他晶硅光伏公司为伍。

　　相比而言，注入了李河君基因的汉能，更加“2C”化。为了推广汉能的薄膜产品，汉能经常不惜斥巨资造势，却意外将“光伏”这个名词，送入千家万户。

　　当多年后施正荣、苗连生、彭小峰陷入困境时，李河君后来居上。因汉能成功借壳上市，他的身价倍增，曾连续两年成为中国大陆首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