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 蒙古国：2019年最值得期待的可再生能源新兴市场

　　岁末年初，在对新一年能源领域进行展望的时候，有机构梳理了一份“2019年最值得期待的可再生能源市场”名单。这个名单中除了中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大“玩家”之外，还有一个国家也位列其中，那就是蒙古国。

　　而其上榜的原因，与近期一个“大单”不无关联。2018年11月，亚洲开发银行和蒙古国政府签署了一项总额为8560万美元的贷款和捐赠协议，用于开发蒙古国的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系统，其计划总容量为41兆瓦，将利用电池储能和能效管理等手段，把蒙古国丰富的可再生能源电力传输到西部偏远地区，以减少这些地区对高污染火电厂的依赖。

　　另外一个信号则是，在近期于乌兰巴托举办的“2018东北亚能源互联网合作论坛”中，蒙古国拥有向世界供应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巨大潜力，成了与会人士的普遍共识。

　　如果要研究资源型国家的转型，那么蒙古国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样本。这个以丰富的矿产资源闻名于世的北亚内陆国家，经历过以煤炭驱动的经济高速发展，经历过国家财政的大起大落，也正经历环境治理的困境。近年来，它把目光投向境内丰富的可再生能源，希望能在传统能源和新能源之间，寻求到一条平衡发展的道路。

　　“近十年来，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一直是蒙古国能源系统建设的重点”，“为了维持经济的稳定，我们仍将扩大煤炭出口”，这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统办公室能源专家巴央加噶尔·比央巴塞可汗向本刊记者反复强调的两点。他表示，蒙古国2019年的煤炭出口目标是4200万吨，除了向日益扩大的东北亚市场提供商品输出外，蒙古还希望成为一个可靠的清洁电力出口国，这两点加起来，共同构成了蒙古国未来的出口战略。现任蒙古国总统巴特图勒嘎则一直大力支持东北亚电力系统的发展，希望借助与周边国家的电网互联互通，将蒙古国的可再生能源电力输往俄罗斯、中国、日本、韩国等国。

　　但在这个雄心勃勃的出口计划背后，是蒙古国国内极度匮乏的电力供应和落后的基础设施：目前，蒙古国仍有18.8%的电力依赖进口，另有79.3%为火力发电或热电联产，环境代价巨大；三大电网相互独立且设施陈旧；全国仅有1/5的公路为柏油路，至今没有自己的输气、输油管道。

　　那么，蒙古国的能源战略如何平衡本国的需求和出口目标？在资金、基础设施和政策资源都比较薄弱的前提下，蒙古国能否实现其“两条腿走路”的目标呢？

　　蒙古国刺激煤炭产业发展的政策一度相当激进。自上世纪90年代开启经济转型以来，蒙古国先后颁布了《外国投资法》和《矿产资源法》。其中，1997年颁布的《矿产资源法》规定任何国籍的法人、自然人都可以申领矿产证并可进行转让和抵押。此举吸引了大量资本进入煤炭行业，但同时也带来了恶性竞争、政治腐败以及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

　　为此，2006年，蒙古对《矿产资源法》进行了修订，就开发资质、环境保护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限定条件。随后人民党上台，实施了更为激进的环保策略，导致许多企业的开发许可证被吊销。最为致命的，是2013年修订的《外国投资法》，直接取缔了一大批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导致大量资本撤离。

　　正在此时，全球煤炭行业进入寒冬，价格猛跌，蒙古国遭受重创。2012~2016年间，蒙古国货币贬值50%，2016年GDP增长为负，政府赤字攀升至GDP的17%，公共债务达GDP的88%，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2017年，经蒙古国多方协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以及中国、日本、韩国等方共同发起了一个总额为55亿美元的长期低息贷款，蒙古国则需要做出削减财政赤字、调整经济结构的承诺。这一计划重振了市场信心，再加上国际煤价上涨的助推，煤炭产业再度吸引了大批社会资本。2017年，蒙古国的GDP实现了5.1%的增长，煤炭产量达到4710万吨，为历史最高水平，计划勘探范围也从原来国土面积的9.6%，拓展到了20.9%。

　　和所有资源富集地区一样，蒙古国也深受产业结构单一之苦，此外还要应对国内的政局不稳以及朝令夕改所导致的经济动荡。此外，虽然贡献了1/4的GDP和80%的出口，但蒙古国的煤炭产业并不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其就业人口仅占全国劳动力的4%，因此煤炭行业的繁荣并没有为普通民众带来福祉，反而造成了贫富差距的拉大。因此，如何稳定产业预期，同时调整过度单一的经济结构，将是蒙古国未来不得不解决的问题。

　　马斯克表示，目前私有化会产生短期的戏剧化影响，但如果私有化，将更有利于公司的管理。他指出那些短线投资人，对特斯拉不怀好意，如果私有化，他就能少花点时间在他们身上。而作为一个上市公司，所有的错误都会被放大。由于公司员工都是股东，股价的涨跌也影响员工情绪。